40年前高考作文丨北京考生阎阳生：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！
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。新三届大学生即77、78、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，聚集了“文革”十年被耽误的人才。新三届以平均约5％的超低录取率，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。
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？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？本号特辟“卌年”专题，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，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。
人物简介
阎阳生
阎阳生，1947年生于山西阳城。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后，历经工农兵学商，1982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市政系。后到联邦德国留学。曾任北京科学院业务处长、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、《中国工商》杂志总编辑。
一份曾经轰动的高考作文：
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
40年前的今天，是北京考生参加语文考试的日子。
当年，北京市环保所工人阎阳生的高考作文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，曾因其“另类”而引起轰动，成为那个大变革前后的注脚。据作者介绍，阅卷时，年轻的老师只给70分，年老的要给85分。争论之余，全体评定，评95分，立为北京市范文。
阎阳生其他科目成绩：数学94分，理化87分，后来考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。他介绍，之所以在当时没有写那个时代惯常的高调文章，是因为当时他认为他们这批老三届只是陪衬，其他科目考题太简单不足以拉开分数以填补年龄的差距，所以最终冒险一搏。
1977年的准考证
得知恢复高考消息时，阎阳生正在北京郊区租住的民房里用碎砖剩瓦盖厨房，以迎接第一个孩子的出生。从部队复员回北京后，他分到环保所做收取废水样本的工人。1977年12月9日，在他前往北京110中学考场时，他的女儿已在他30岁生日那天出生。
历史背景
1977年，正是中国大变革前夜的胶着时期。三落三起的邓小平自愿抓科技教育，首先从恢复高考这个不起眼的前哨战，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突破口。
在此之前，1977年6月29日～7月5日在山西晋祠召开的第一次招生工作会上，心有余悸的教育界并未敢触动文革中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招生制度，仍沿用文革中“自愿报名，群众推荐，领导批准，学校复审”的十六字方针。
1977年的准考证
1977年8月8日，北京饭店，有关方面召集的33位专家和有关领导的座谈会上，邓小平一锤定音，从当年即恢复高考。随后又亲自在1977年招生方案中删除了政审中唯成份论的“出身”条款，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为：“第一是看本人表现，第二是择优录取。”
10月5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恢复高考；10月21日，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《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》；10月21日，新华社等各新闻媒体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
1977年12月，570万披着一身黄土的考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各个考场，开始了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十年一届的高考。
1977年的准考证
文档来源
此文录自当年社会传抄的油印材料。当年北京日报和其他报刊在发表时，作了一些改动。这也从侧面折射了我们那个时代，现对照如下：
(1)“那是有门路的人去的地方”，此句发表时改为：“推荐上大学谈何容易”。
(2)“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谈家讨还青春的战斗吗？” 此句发表时改为：“不正是向‘四人帮’那伙害人虫讨还青春的战斗吗？”
1997年，中央电视台曾到档案馆查找，但被告知那几年的考卷已被销毁。考生情况阎阳生其他科目的成绩是：数学94分，理化87分。但他认为他们这批老三届只是陪衬，考题太简单不足以拉开分数以填补年龄的差距。所以他最终冒险一搏，以婴儿在产房的第一声啼哭开头，写出了那篇被民间称为《不称职的父亲》的另类作文。
1977年的准考证
由于评卷老师的激烈争论，该文后来传入社会，引起轰动，被民间称为《不称职的父亲》。1978年5月30日《北京日报》首先全文发表，并以半版登刊作者文章《我们要珍惜有春之年》。以后海内外各报刊纷纷给予刊登和相关文章。1978年7月17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林如、铁成播送全文和张秉戍的评论《一篇独具个性的好文章》。
阎阳生高考作文
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
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。这是个女孩儿,皱着眉头哭着。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，不相信这个挎着书包、满脸胡茬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吧。
常言道：人过三十不学艺。而我却好像故意和年龄作对一样,日夜埋头在做十几年前应做的事:投考普通大学。当然啦,鼓励支持,冷嘲热讽,各种反应都有。但是激励我干下去的却是这样一件小事。
开春的时候,一些外国的技术人员和厂商要来修理一台进口的色谱仪。这台仪器已经好几年没有人动它,在角落里发着令人生畏的幽光。当它得以重见天日的时候,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日日夜夜,却无法使它正常工作。由于在保修期,根据合同请原公司派人来修。
这些外国人几天的检修，机器正常了。而我既不知道它是怎么坏的,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好的。在和这些外国人的座谈会上,在他们友好的外表下面,在他们彼此会意的眼神中,我感到他们无法掩饰的轻视,像针扎一样。回家的路上,我和老陈我们的技术员一句话也没说。只是在分手的时候,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:惭愧呀!我理解他的心情,作为祖国培养了这么多年的技术工作者,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。在他的话里不仅有内疚,更感到一种力量。从这儿以后,我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个钻研学习的热潮。我们的口号是:向四人帮讨还时间,为祖国争气。而我更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,要在一年里拼命拿下本行的专业和外语。
学习是困难的。眼前的线路图像蜘蛛网一样，而单词忘的比记的快。在深夜，当我眼睛发疼，头脑快要胀裂的时候，我也常想，何必呢!快30岁的人了。但我一想到那个外国人眼睛里流露出的嘲笑，便感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，用冷水冲冲头，继续看到天色微明。半年的时间，我虽然能捧着字典看说明了,但仍无法弄懂它的原理。有时我想:如果能在学校里系统地学习一下多好啊！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,那是有门路的人去的地方,再说,谁要你这个老学生呢？
所以，你可以理解，当我知道像我这样30岁的人也可以有一次最后的机会考大学时，是多么的振奋了！我拿起学生时代的课本，好像看到了久违的朋友；当我用铅笔解题的时候，就好像以往老师站在背后盯着我，心里扑扑直跳。开始我还不好意思把中学课本拿到单位去看，但我一想到那洋人的眼神，便一下抛弃了全部包袱。年纪大，水平低，并没有什么可羞的，可羞的是关键时刻你拿不出东西来，丢祖国的脸。我很快瘦下去了。
母亲，她是一个退休的教师，望着我深陷的眼睛摇着头。但她总是在半夜给我端上一碗热鸡蛋挂面，轻轻地说：别累坏了，哪能十年的功课一下子赶上呢？我感到她走了，却给我留下了难言的温暖和鼓励。她是支持我的，但心疼。
考试的日期一天天近了，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。如果不是别人在图书馆里找到我，别说孩子出世，就是孩子她妈住院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当我冲进病房时，差点把阻拦的护士撞了个跟头。我站在这婴孩面前，那种惊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个第一次做父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。但我站在这疲惫的母亲面前的另一种心情，却是别人没法体会的。在这一年里，我干了些什么呢？别说当个好丈夫，更不要说当个好爸爸了。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，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我应该干点什么呢？什么也不用你了，她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：你去温书吧。
当我回家摊开书本的时候，窗外正飘下最初的雪花，我想起了这一年。我感到尽管在家庭里我是这么不称职，但我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着：坚实、有力。我想，亲人和这刚出世的姑娘会理解我的：不战斗，再年轻也已经衰老；战斗，再年老也会永葆青春。谁说人过三十天过午，我感到自己身上正复苏着一股新鲜旺盛的活力。我感到自己年轻了，朴实了，振奋了。这平凡的、有时往往是枯燥的学习，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谈家讨还青春的战斗吗？
余秋雨拿著马兰照片与阎阳生合影，2009年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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